詹姆斯·斯科特 – 反穀:穀物是食糧還是政權工具?人類為農耕社會付出何種代價?一個政治人類學家對國家形成的反思

内容简介

兩河流域文明的開展,起源於農業社會。高度文明的開始,背後有農業社會支撐?

本書推翻過去對國家與文明成形基本假設,提出野心統治才是今日城邦建立的原型。

作者認為,無論是農業或大規模定居本身都不會促成國家形成。中東農民在終年耕作的農村出現以前,就已經開始栽種農作物;從游牧轉變為大規模永久定居的原因,主要取決於美索不達米亞地區提供豐富的野生植物和水中生物等食物來源,而不是因為人類開始從事農業。

他表示早期國家的形成是由一群極具野心的統治者,將農業與定居社群強迫結合的結果。國家的形成始於濕地區域,例如肥沃月彎這種蘊含面積廣大的肥沃土壤,糧食產量不但足夠供應給居民,單一作物也能以較小的空間儲藏,更重要的是方便國家控管和徵稅。

但這些剛萌芽的農業國家型態也極為脆弱,經常分裂成更小的政治實體或完全崩潰。史考特認為,研究人員往往忽略考古記錄中的「瓦解」,其中包括居民對戰爭、稅收、傳染病和作物歉收忍無可忍的可能性。

作者借鑒過去和最近二十年的考古研究,表明六千多年前出現的農耕從某些方面來看並非進步的過程。例如生活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終年忙碌於耕作的農村或早期農業社會,這種轉變讓他們犧牲了原本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取而代之的是長時間勞動、家畜傳染病、營養不均、收稅徵兵等代價。他也未將狩獵和遊牧生活方式描繪成烏托邦的制度,而是仔細觀察兩者的優缺點,提供讀者更全面的觀點:進入農耕並不是人類選擇了一種比較合理或簡單的方式生存,更應該說選擇了另一種同樣困難的方式生存,文化也從此改變。

人類並未因從狩獵到農耕,從而擺脫嚴峻的生存難題!

作者简介

耶魯大學政治學的斯特林教授以及土地研究計畫的共同主持人。重要作品有:《六論自發性》、《國家的視角》(Seeing Like a State)、《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不受統治的藝術》(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书籍摘录

導論 一個破碎敘事:我所不知道的

智人是如何出現的呢?他們在物種歷史上如此新興,守著一點穀物並且與馴養的動物雜居一處,生活在擁擠的定居聚落中,由原始形式的國家統治。這種新穎之生態與社會的複合體幾乎成為歷史紀錄中所有人種的典型模式。此一模式隨後又加入人口增加、水力和獸力的應用、航海以及遠程貿易等等因素,並在化石燃料開始使用之前流行六千多年。接下來的敘述乃是一場好奇探究,對象是這個農業與生態複合體的起源、結構和後果。

過去,此一過程通常被描述為進步、文明以及公共秩序,外加健康和休閒的提升。如今,對比我們所掌握的知識,那類敘述很多都是錯的或是嚴重誤導世人。本人以過去二十年來自己所閱讀之考古學和歷史學的創新研究成果為基礎,嘗試針對過去的認知提出質疑,此即本書寫作的目的。

身為地球上的物種之一,人類在美索不達米亞建立最早農業社會與國家的時間點只落在其歷史上最近的百分之五。如拿相同指標加以衡量,始於十八世紀末的化石燃料時代,更僅占這一物種歷史的百分之零點二五而已。基於一些令人掛慮的明顯原因,我們越來越專注於自己在最近這個時代的環境中所留下的足跡。此一影響有多大,單從圍繞「人新世」(Anthropocene)一詞的熱烈討論中即可看出端倪。該詞被創造來指稱一個新的地質時代,而在此期間,人類的活動對於世界的生態系統以及大氣層都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當代人類活動對生態圈產生重大影響的這事雖已無庸置疑,但具爭議的是:它究竟何時開始變得具決定性了?有人建議將它訂在最初幾次核子試驗的日期,因為那些試驗已在全世界留下永久性的、可檢測出的放射性層。其他人建議將工業革命以及開始大量使用化石燃料的年代視為「人新世」時鐘的啟動點。也有人選擇將起始點訂在工業社會獲得足以徹底改變自然景觀之工具的那個年代〔例如炸藥、推土機、鋼筋混凝土(特別是用於水壩建設上的)〕。在這三個候選項目中,工業革命不過是發生在兩個世紀前的事罷了,而其他兩項大家對其依然記憶猶新。若按我們這個物種大約二十萬年的歷史作為衡量標準,那麼「人新世」猶如幾分鐘前開始而已。

關於前述起始點的定年問題,我提出一個在歷史時間軸上遠遠更早的年代。基於「人新世」對環境具有質與量之飛躍性影響的信念,我建議將「用火」(人類第一個改變景觀的重要工具)或是「生態位的構建」(niche construction)當成「人新世」的起始點。「用火」的證據至少可以上溯四十萬年前,但是也許還可提早更多,甚至早在智人出現以前就已存在。定居聚落、農業及畜牧業大約出現在一萬兩千年前,這標誌了人類在改變景觀上的另一次長足進步。如果我們留意人類在歷史上的足跡就會發現:在「人新世」較近的「深」足跡印下之前,「人新世」還經歷了漫長的「淺」足跡階段。會說它「淺」,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當時極少有原始人使用這些塑造地景的工具。西元前一萬年左右,全世界人類的總數只有區區的兩百萬到四百萬,還遠不及今日人口的千分之一。另一個前現代時期的決定性發明乃是「國家」這個制度性的產物。第一批在美索不達米亞沖積平原上冒出頭的國家不早於距今約六千年前,這是該地區首度出現農業和定居現象之後再經過幾千年的事。在運用技術、改造地景以符合自身利益這件事上,沒有哪種組織會比國家貢獻更大的了。

那麼,為了了解我們如何養成栽培穀物、馴養家畜的定居習慣,並且變成現今我們稱為「國家」此新機構所管理的人民,我們需要來一趟「深刻歷史」之旅。在我看來,歷史是一種最具顛覆性的學科,因為它可以告訴我們,那些被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是如何產生的。「深刻歷史」的誘惑力在於:藉由揭示許多偶發事件的出現以及它們如何一起塑造出例如工業革命、末次冰盛期或是秦帝國的現象,它呼應了由早期法國「年鑑學派」歷史學家所主張的以「長時段」(la longue durée)代替公共事件編年史的方法。不過當代對於「深刻歷史」的看法又比「年鑑學派」更勝一籌,因為前者通常也將物種的歷史包括進去。這是我自己置身於其中的「時代精神」,而這個「時代精神」無疑闡釋了如下格言:「米諾娃的貓頭鷹只在黃昏時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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