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布克哈特 – 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一本嘗試之作

内容简介

《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是歐洲文藝復興研究真正的奠基之作,也是開啟現代文化史研究寬闊視野最重要的史學名著。雖然本書出版至今已近一百五十年,仍是進入歐洲文化史與文藝復興史堂奧最經典的鉅作。

布氏從人之所以為人的角度,以及亂世中人性欲求無端氾濫的真實面,重新思考「權力」、「文化」與「信仰行為」的本質,相當鮮明地點出義大利文藝復興文化不是政治黃金時代的產物,而是在無止盡政治動盪裡,由具有高度創造力的文化菁英,與深切了解文化藝術重要性的有識之士合作打造出來的文化高峰。

過去華文世界雖已有本書譯本,但都是從其他外文轉譯而來,本譯注是第一本真正從原文(德文)翻譯過來的中譯本。本中譯本不僅譯文流暢,對原書文意掌握相當精確,譯注者也付出許多心力注解說明,幫助讀者更容易掌握布克哈特思想的精髓。譯注者所寫的導讀〈寫給故鄉的書〉文筆、內容均引人入勝,又深具學術價值,特別值得推薦。

作者简介

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出身瑞士巴塞爾望族,在柏林大學跟隨當時德意志最有學術聲望的學者研讀歷史與藝術史,是西洋史上第一位將文化史與藝術史結合起來研究的偉大史家,也是奠定現代學術文藝復興研究的開山祖師。在經歷歐洲十九世紀急遽變動的歷史環境和政治與宗教對立帶來的不安後,布氏深切體認到「個人主體意識醒覺」及公民社會應致力於優質文化藝術建立的重要,因此藉著「文藝復興」這個概念,力倡尊重個人主體性與文化創造主體性的價值觀。面對德意志軍國主義日益猖獗,布克哈特一生淡泊,以巴塞爾大學歷史系教授一職終身奉獻在家鄉同胞的文化史與藝術史教育上,希望藉此提升同胞認知思考的素質,使之具有高尚能力共同營造優質公民社會。德國哲學家尼采曾親筆致函,稱他為「最偉大的老師」;著名的荷蘭文化史家賀伊清哈亦高度肯定布氏是「十九世紀最有智慧的心靈」。

译者简介

花亦芬

德國科隆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博士。現任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教育中心專任副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所)兼任副教授。獲得的學術榮譽包括:國立陽明大學教師學術卓越獎勵,國科會優秀年輕學者計畫。出版《藝術與宗教——義大利十四至十七世紀黃金時期繪畫特展圖錄》,以及譯註瑞士史家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本嘗試之作》。學術研究興趣主要在於歐洲藝術史、宗教史、文化史跨領域研究。

书籍摘录

寫給故鄉的書──《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緒論

花亦芬

對故鄉痴心頌讚之餘, 另有一種本質完全不同、但任重道遠的國民義務: 就是將自己培養成有見識的人, 以追求真理與親近熱愛文化爲人生第一要務〔……〕。 —— Jacob Burckhardt

基本上,不論身在何處,我們都是陌生的訪客。 真正的故鄉是由我們土生土長的地方、精神上的故鄉, 以及遙遠思慕之處奇妙揉合而成的綜合體。 —— Jacob Burckhardt

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 卻從遠處望見、且歡喜迎接;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說這樣話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個家鄉。 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家鄉,還有可以回去的機會。 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 —— 《新約·希伯來書》11: 13-16a

1.離家

最先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一書登場的歷史人物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二世,這位被布克哈特評爲「以近現代人之姿登上王位的第一人」生平最獨特的事蹟就是放棄德意志王位,在基督教深深扎根歐洲的時刻,獨自在義大利西西里島打造一個積極與異教文明對話的王國。因爲離家,腓特烈二世掙脫了傳統封建勢力對君王政權的牽制,看到了無限的可能,也學會在穆斯林環伺的處境裏,擁有審慎客觀面對廣大世界變遷的能力。

從文化史的角度來看,真正開啓義大利文藝復興精神的文化巨擘卻非但丁莫屬。但丁也是一個離家的人。布克哈特在本書第一次提到但丁時便說:

1300年佛羅倫斯政治鬥爭最大的犧牲者就是文豪但丁。這位政治家真是在故鄉加給他的磨難與放逐裡成熟起來的!他透過堅毅不屈的詩句,表達對佛羅倫斯政壇不斷更改典章制度的嘲諷。這些詩句日後都成爲大家譏諷類似政治亂象最愛引用的句子。但丁以既批判又渴慕的語氣寫了許多給故鄉的詩文,深深打動佛羅倫斯人的心。但他的思考格局其實遠超過義大利以及整個世界的侷限。

離家,不一定出於心甘情願,卻可能因此讓一個人打造出完全不一樣的人生。有了新的眼光,更寬闊的人生體悟,以及可以獨力在異鄉生活的自信,部分懷鄉的戀慕也會轉化爲在自己心靈建構出一個無可挪移的精神上的故鄉,一如布氏觀察但丁一生漂泊異鄉所下的結論:

他不時以各種不同表現形式說出歷經許多傷痛後內心深深的醒覺:地理的家鄉之外,在文學創作以及自我文化內涵的提升上,還有新的精神故鄉,這是誰都無法從他身上奪走的。

布克哈特本人也是一個離家的人,作爲瑞士巴塞爾(Basel)地位最崇高牧師的長子,從他與父親同名便可看出父親對這個兒子獨特的情感與寄望,布克哈特卻在21歲時毅然決定放棄研讀神學,改爲前往創校不到三十年的柏林大學攻讀歷史,自此展開他離家的生命歷程。

離家之前,布克哈特原遵從父命安排,於1837年進入瑞士巴塞爾大學修讀神學。布克哈特家族是巴塞爾的世家望族,自1520年起便定居於此;十七世紀起,逐漸以成功的絲織貿易發展爲巴塞爾重要的家族,布克哈特的祖父、父親均爲相當有名望的牧師;祖父約翰·布克哈特爲巴塞爾彼得教會之駐堂牧師;父親自1838年起更擔任巴塞爾大教堂的主任牧師長達二十年。布克哈特的父親於1858年過世時,便安葬在大教堂內,成爲最後一位安葬在這座大教堂庭院的主任牧師。然而,就在父親神職生涯達到顛峰之際,布克哈特卻清楚意識到自己並不適合繼承父業走上牧會這條路,因爲他內心深處對超自然宗教經驗與抽象的教義並沒有堅實的領受。

儘管學業與人生面臨重大轉折,對自幼領受的宗教信仰也開始萌發格格不入的質疑,布氏心裡深知,他之所以選擇轉學與離家,其實都是因爲在巴塞爾大學接受的神學教育裡,他年輕的生命受到徹底而強烈的撼動。在他晚年(根據當時瑞士人的習慣)爲自己葬禮所寫的《生平自敘》裡布氏特別提到:

筆者此生對曾經跟隨德韋特與哈根巴赫這幾位老師研讀過神學這件事從未感到後悔、或覺得浪費光陰;反之,筆者覺得這是通向學問之路前最難能可貴的準備工作。

德韋特出身牧師家庭,中學時期受教於德意志浪漫主義健將赫德門下,是十九世紀德意志聖經批判的重要代表。德韋特本來在柏林大學神學系任教,因爲對「學生聯合會」成員桑德在1819年3月行刺一位反對學生運動的喜劇作家寇澤布耶被處死表示同情,寫信安慰桑德之母,而遭到普魯士政府解職。失業賦閒三年後,自1822年起,德韋特受聘任教巴塞爾大學神學系,後來還五次被選爲巴塞爾大學校長,力圖將這個暮氣沉沉的大學塑造爲具有崇高學術聲望的名校。由於收容了普魯士官方眼中的異議份子,巴塞爾大學自此成爲普魯士政府敵視的對象。1824年,普王下令禁止臣民前往巴塞爾大學就讀。

德韋特的神學成就之所以受到布氏終身肯定,與他跳脫傳統神學難以捉摸的玄思,企圖以康德哲學強調的「理性」爲基礎,將神學建立在「人本」(相對於「神本」)的觀點上密切相關。正如二十世紀重要的神學家卡爾·巴特在《十九世紀新教神學》一書所言,德韋特企圖從「人學」的角度重新建立神學的基礎。換言之,德韋特主張以歷史批判法來解經,將《聖經》的記載置於歷史時空下來理解。在這樣的思維下,「歷史上的以色列民族史」與「歷史上的耶穌」成爲《聖經》研究主要關切的問題,而凡是人的理性、人世的經驗無法理解、詮釋不通的《聖經》記載與超自然宗教經驗都不包含在具有學術水準的神學討論中。在聖經研究上,德韋特相當重要的貢獻便是澄明過去被認爲是「摩西五經」之一的《舊約·申命記》並非出自摩西之手,而是在猶太國王約西亞就任初期才成書,其主要功能是作爲儀典書與律法書之用。

上帝的啓示是透過人的理性來認知,而人與耶穌基督的關係是透過人所處的歷史背景來理解——從德韋特的角度來看,只有人的認知能力可以經驗到的、經得起學術理性驗證的聖經詮釋,才能跳脫千百年來教會與文化傳統任循己意不斷層累的解經迷障與不敢反抗教會權威的錯誤解釋。德韋特認爲自己所做的工作如同宗教改革時期新教徒「唯聖經是從」的信念一樣,都是在教會傳統威權的執迷與頑固中,力主重返《聖經》原始教義的蓄力改革。

具有這般高度批判性格的解經方式並非所有受過高等教育的基督徒都可以接受。有趣的是,在布克哈特接受德韋特教導前,布氏自己的父親便曾在海德堡大學短期跟過當時只是年輕講師的德韋特學習過,卻完全無法接受這樣嶄新的研究觀點。在給父親的家書上,老布克哈特寫道:

德韋特開設「舊約導論」的演講課,他的研究方向完全是自己獨創的。例如,他認爲摩西五經並非出自摩西之手,而聖經裡宣稱出自所羅門王筆下的經文也非所羅門所寫。摩西、大衛、所羅門都只是集合代稱,只要精神內涵相仿,著述者便將這些人的時代所成就的事都歸在他們名下。此外,他並不認爲他們都是歷史上實存過的人物。他認爲約拿只是一個用來作爲宗教教化用的神話人物。

相對於自己父親無法認同德韋特大膽的質疑與批判,所以當年沒多久就離開這位年輕講師的課堂,布克哈特卻在德韋特影響下,經歷了生命最關鍵的改變。1838年8月28日他寫給好友瑞根巴赫的信上,談到自己對基督信仰態度的大轉折:

就我目前所堅信的——如果我能這麼稱呼這些東西——我這輩子是無法心安理得當個牧師,至少從我目前對所謂「神的啓示」之體悟來看,這在短時間內也不會有所改變。〔……〕德韋特講述的神學詮釋系統對我的影響日益強烈,我完全被他的說法說服,只能相信他這樣詮釋是對的。如此一來,過去教會教給我的信念便一天一天隨著他的教導解體。今天我終於明白,對德韋特而言,基督降生說穿了只是一個神話,我也接受他的看法。

與其說布氏完全被德韋特的歷史批判神學懾服,不如說德韋特帶領他走向信仰的不確定之地——一個布氏從未親歷的未知之境。布氏決定靠自己的力量重新認識這個世界以及重新定位自己與這個世界的關係,不論結果爲何。這樣獨立空茫的心境正如他四年後對自己身處的十九世紀所作的深刻剖析:

上世紀末全盤否定了過去傳統對國家、教會、藝術與生活的認知,這樣的變動在思想敏銳的人心中或多或少激起了(或說得更明確:啓發了)無可限量對外在世界客觀認知的覺醒,以致於任何想讓過去那些經不起時代考驗的舊把戲重新死灰復燃的努力都成爲徒勞無功。〔……〕從各方面來看,十九世紀真是像一張完全抹去舊跡的白板那樣全新開始。

這樣的轉折,與其說是布氏個人的,不如說是不少十九世紀牧師之子或與教會關係深厚家庭的子嗣都經歷過的信仰危機,只看他們願不願意公開誠實面對而已。而這些來自信仰色彩濃厚家庭的青年作爲近現代學術文化反對教會傳統的先鋒,更是十九世紀學術史、文化史的一大特色;力主歷史批判解經的德韋特,強調近現代文化是從教會束縛解放出來的布克哈特、與宣佈上帝死亡的尼采都是牧師之子,而俄國著名的文學家托爾斯泰則在1901年與東正教徹底決裂,被教會解除教籍。當然,使當時情況雪上加霜的,還有宣稱進化論的達爾文與主張「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的馬克思。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一直要等到宗教心理學、比較宗教學、宗教社會學、人類學等新式研究學問興起,西方知識界與基督教的裂痕才擺脫康德的理性主義以及十九世紀大行其道的科學主義之羈絆,重新找到能夠進一步講通的基礎。

1839年秋,布克哈特轉學到柏林大學,改讀歷史。如同布氏晚年對好友普瑞所說,這個轉折主要是出於職業良知的考量:

我曾興致高昂地主修過四學期的神學,但後來發現我的信仰內涵無法支撐我日後站上講道壇,所以我轉行唸歷史。

柏林大學是十九世紀初德意志人追求民族文化主體性的學術堡壘。建校原因正是因爲普魯士眼見剛稱帝沒多久的拿破崙開始強力介入德意志地區的政治權力運作,又於1806年6月解散存在八百多年的「神聖羅馬帝國」,轉眼間德意志主體性似乎就要崩潰無存。在這樣危急存亡之秋的歷史情境下,知識份子於是興起「以法爲師」的改革運動,希望將德意志建立成一個充滿啓蒙主義色彩的主權國家。1810年,柏林大學便在當時著名的新人文主義學者以及重量級政治家威廉·洪堡主導下創校,不到三十年的時間便成爲歐洲首屈一指的名校。當布氏前往就讀時,柏林大學有2000名學生;相較之下,布氏原來就讀的巴塞爾大學只有50-60名學生。

所謂「新人文主義」主要是在柏林大學創校校長威廉·洪堡引領下所倡導出來的新文化論述,而對法國大革命後歐洲人民經歷的恐怖血腥與社會動亂,德意志啓蒙思潮的擁護者開始嚴肅思考什麼才是真正帶領德意志社會朝向更理性、更文明方向發展的道路?對威廉·洪堡而言,國家本身不應單獨成爲追求的目標,國家主義之值得奮力爭取與維護,乃是爲了維護個人以及文化的獨立自主性,相對於法國人希望透過政治革命的方式立即解放封建傳統的桎梏,德意志「新人文主義」強調透過文化教養培養個人獨立自主的心靈,希望藉此達到逐步轉化社會體質的終極目標,由於強調獨立自主的個人心靈,新人文主義者在十八世紀中葉著名的藝術史學者溫克爾曼對古希臘文化的闡述裡找到許多靈感與啓發,古希臘城邦的生活方式、文化典範成爲「新人文主義」大力宣揚的理想。爲了達成此教育理想,威廉·洪堡積極推動「新人文主義中學」的成立,這種新式中學不以實用的職業訓練爲尚,而是加強學生古希臘文與拉丁文的語文教育,希望學生紮實掌握古典語文後,能自在漫遊於歐洲古典文化傳統的薰陶,藉此培養出健康自主的個人主體意識,並以追求自我生命實現爲個體存在的目標。

在柏林,布氏跟隨的歷史學名師包括蘭克與多義森,這兩位名師也像布氏一樣出身牧師家庭,在走上史學研究之路前,都主修過神學。布氏形容親聆柏林大學名師的教導「讓我睜大了雙眼〔……〕我下定決心,此生要全心奉獻學術,也許不惜犧牲享受家庭的幸福」。在上述的名師中,又以蘭克給他的震撼最大,蘭克在當時被視爲史學奇才,二十九歲出版的處女作《1494至1514年拉丁民族與日耳曼民族史》打響了他在德意志史學界的名號;隔年(1825)便以三十歲英年受聘爲柏林大學教授;1841年又被賜封爲「普魯士王室御封史家」,1865年正式被普魯士王室封爲貴族。蘭克一生寫出54本書,真可稱得上著作等身。

蘭克的史學觀與基督新教的神學息息相關,主張從人類歷史紛雜多元的發展體察上帝造人的深邃意旨。他認爲史學研究不應帶有任何先入爲主的偏見,應以追求不偏不倚的「真相」、「真實」爲尚,否則無法明瞭上帝引領人類歷史的用心。正如他在其名著《宗教改革時代的德意志歷史》一書前言開宗明義寫道:「真理只有一個」,歷史學者的任務亦如傳道的牧師一般,都應超越一己好惡,在錯綜複雜的人世現象裡潛深幽微地思尋、闡明上帝的真理,如他在1873年5月25日寫給長子蘭克(Otto von Ranke)的信上所言:

史學研究與著述的職志只有牧師從事的工作可與之相提並論,這兩項工作都必須認真面對、處理塵俗中的人與事。

如此深切地將歷史研究放在神學思維的架構下來探索,認爲上帝的意旨在冥冥之中牽動人類歷史的發展,其實事柏林大學創校的主流思潮,包括在哲學系任教的黑格爾與費希特、在神學系任教的史萊爾瑪赫、以及在歷史系任教的多義森也都是從基督新教神學觀點出發來思考歷史研究的本質問題。而在此風氣影響下所衍生出來的新的史學方法論或文獻史料研究法,基本上也是希望藉由不帶個人偏見的「客觀」學術研究方法,更深入了解、彰顯上帝不受人性私念影響的旨意在世間的作爲。

從另一方面來看,蘭克史學之所以強調「可證的真實」,也與柏林大學歷史系希望將史學研究獨立成爲正式研究學問密切相關,過去在德意志地區的大學裡,歷史學被視爲神學的「輔助學科」;然而,隨着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德意志地區「歷史主義」風潮興起,歷史學開始想要取代神學,成爲解釋人類文化發展進程的主要學問。就當時的學術認知而言,歷史學若想成爲獨立自主的學問,便要擁有一套經得起「客觀」驗證的研究方法論。因此蘭克承襲其師倪布爾之遺緒,特別強調歷史學與語言學的關聯。當然,如此絕對化歷史研究可以獲致的學術客觀性,似乎有意無意地將史學研究視爲另一種宗教;就像科學主義對宗教超自然現象的絕對否認,其實也在不自覺當中將自己高舉爲另一種宗教——萬事萬物必須歸於可驗證的科學通則才能稱爲「知識」。當時的學術之所以會走上如此樂觀「信仰」知識絕對客觀化的可能,與當時知識份子不願再亦步亦趨跟從教會傳統權威與教會極力捍衛的「正統教義」,因此轉而高舉學術、科學的大旗,以作爲趨近至高真理的「可靠」憑依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除了歷史學名師的啓發外,布氏到柏林大學就讀時始料未所及的豐富收穫,是接觸了當時才正萌芽的藝術史。1822-1830年著名的建築師旬克爾在柏林大學附近興建了國立古典美術館。該館一開始便收藏了九百幅名畫,並以完全免費的方式提供民衆自由參觀學習,這裡也就成爲布氏上課、讀書之餘常來的地方。有好的美術館,布氏又幸運遇上一流良師庫格勒,由於年紀差距不大,兩人終生締結了亦師亦友的情誼。布氏對庫格勒的感念清楚表現於他第一本有關義大利藝術史的專著《義大利藝術鑑賞導覽》的「獻辭」:

我希望將這本書獻給你,因爲在柏林四年的求學生涯裡,你將我視爲自己的孩子般接待,也將重要的工作交給我來處理;此外,我更要感謝從你那兒接受到我所擁有最好的薰陶與教育。但是藉著這篇獻辭我最想表達對以下美好記憶的感念——在夏天的飛沙與陰雨濛濛的冬雨冬雪裡,我們常常一齊悠閒地散步。

1834年春天,學術思維逐漸邁向成熟的布克哈特要準備回家了。回家前,他寫給好友金克爾一封信,提到自己這一生的志念:

我默默許下心願:此生將以清晰易讀的文筆來從事歷史著述,並且寧可爲對歷史感興趣的人來寫;而非寫一些枯燥,只求史實完備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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