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能做什么?

作者:CD

图片来源: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7854

“知识分子”,原是20世纪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文献中引进的名词。此词对应俄语中的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及英语中的intelligentsia(中文早期译为“智识阶层”),意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且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团体。有意思的是,“知识分子”这个译名,在其原产地日本并没流行开,反而在中国扎下根来,并被中共的阶级分析文化所推广。对于此词的溯源与使用,可参考《“Intellectual”的中国版本》一文。

总之,“知识分子”一词,无论是从定义上来讲还是历史上来看,本身就和政治参与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在听到“知识分子应该去政治化”、“知识分子应该专心做学问,远离政治”之类的倡议时,我总是有一种荒谬感,彷佛听到“牛奶应该去蛋白质化”。不过,中国虽然牛奶的蛋白质指标不高,知识分子的政治化程度却一向很高;无论是作为统战对象还是改造对象,知识分子似乎只有两种选择,非红即白,非左即右——或者在今天大陆的宣传语境里,非“爱国”即“公知”。在一个看似政治冷感、其实高度政治化的社会里,“去政治化”纯属掩耳盗铃,不过是接受政治的默认值而已。

抛开这些混乱,我以为,“知识分子”,只需要两个条件:第一,具有专业知识;第二,参与相关的公共议题。或者说,知识分子是那些试图用自己的知识参与政策讨论、或是影响公共事务的人。目前被污名化的“公共知识分子”,原是知识分子的本来面貌。当然,“知识分子”这个词,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强烈的精英主义色彩,而其根本原因,是教育仍缺乏普及,而“专业知识”(其中包括对信息的了解和对思维方法的训练)的成本依然昂贵。在高中毕业生仅占人口比例25%、大学生12%、研究生则低于1%的中国,更是如此。(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9 2018年数据计算;高中毕业生仅包括普高和职高人数,不包括3.5%的中专毕业生。

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张跃然近期在“政见”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研究手记:我做的研究到底有什么用》,叙述了自己对学术和现实之间关系的思考,其中便涉及“学者(类似知识分子)能做什么”这一问题。张言,美国的学术圈,学术成果产生社会影响的方式,主要是向政府官员“建言献策”,以及通过媒体“塑造公共舆论”,但张认为这两种方法都高度“精英化”。另一条路径,是学者与社会运动的结合;与此相关亦有两种理论,一种认为学者可以对社运提供指导,另一种认为学者可以帮助边缘化群体发声。但张认为这两种理论依然无法达到学者与运动之间“平等、交互地对话,一同完成知识生产”这种理想状态。在文章的最后,张给出的尝试性方案是,学者本身便具有特权,但其目标不应该是“消解自身的特权”,而是 “有意识地、策略性地运用自身的特权,来为最终消除一切特权的事业服务。” 例如,“去研究运动所必须面对的那个力量,研究国家和资本的权力运作黑箱,研究它几十年来是如何变化的。这恰恰是运动参与者非常需要却又不易获得的知识。”

虽然中国的情况与美国有很多差异——其中之一便是对任何民间组织、运动的极度警惕和强力压制,张的文章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依然有很多启示。在中共的权力触角越伸越广、试图将所有阶层从思想到行为都牢牢控制在铁幕之下时,中国的知识分子相较其他民众,依然属于“精英”阶层,具有一些“特权”。知识分子有什么特权?用这些特权能做什么,又该怎么做?我认为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关键问题。

仅聚焦在政治参与这一点上,政治为众人之事,原该是谁都可以说上几句的。无奈中共治下“国情”特殊,审查和自我审查泛滥,墙外信息隔离墙内信息近亲繁殖,政治言论潜在风险也高。于是,“莫谈国是,娱乐至死”便成为了很多人的座右铭。但这并不代表有影响政治之心的知识分子就对此无能为力。在信息滞涩的环境下,受过学术训练的知识分子,更应是具有信息优势的人,包括如何及时地接触、收集信息,如何科学地处理、分析、总结信息,以及如何有技巧地将这些信息传递给自己的目标受众。

当然,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不同,走的路径也不同。有人选择与公权力合作,有人选择在官方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宣传自己的思想,有人选择参与和支持社会运动,有人选择冒着政治风险进行公开异议,也有人选择成为匿名的行动者,等等。这些道路,且不论是非对错,如果仅从“能否达到想要达到的效果”这个角度来看,每个人都值得问问自己,有没有达到初衷。例如,与公权力合作的知识分子,是影响了公权力,还是为其所控制甚至吞噬?宣传自己思想的知识分子,影响了多少人?参加社运的知识分子,是否推动了运动进程?公开或匿名表达异议的知识分子,是否有效传达了反对的声音?

其实,“知识分子”并不高大上,每个具有专业知识、技术,希望影响政治的人,都可以是一个“知识分子”——或者自信点,“公共知识分子”。 无论是实践者,试图连接不同的群体,或传达权利诉求;还是启蒙者,试图普及教育,或宣传价值观;亦或是技术主义者,试图推广信息技术——今天的知识分子,如果相信言论自由的理想,认同消解特权的目标,那么继续学习、广泛传递其目标受众关心的信息和知识——包括在专制政权下自我保护的知识,重视行动的技巧和效果,或为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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